4年前，一个秋天的凌晨，74岁的王曰兴悄然走了。临终前，他一再嘱咐家里人不要把他的死讯告诉乡亲们，免得他们悲伤。
    但是，噩耗还是伴随着秋风迅速传遍古城南北、灵江两岸。出殡那天，成群成群的村民放下手中的农活，从山上下来，从田头赶来，自发地为他送行。
    殡仪馆里哭声恸地，泪雨如潮。
    上游村的壮汉们攀上山岗，折下松枝。几十名村民边哭边编，做了两个直径超过3米的大花圈，在四五百村民的护卫下，抬了30多公里，将花圈送到了王曰兴灵前。
    建设村3名村民凌晨3时起床，步行40多公里，赶到灵前为老王送上最后一程。
    石鼓村农妇刘阿翠腿脚不便，仍执意让儿媳妇搀扶着来到灵堂。她说，不见上老王最后一面，我不甘心。
    更多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有些卷着裤腿，有些怀抱小孩。他们步履匆匆，神情凝重，泪水洒了一路……
    王曰兴走了！4年里，深爱着他的群众一天都没有忘记他的名字，还在念叨着他，说着他的许多好处，还在以各种朴素的方式表达对他的崇敬之心和怀念之情。
    逢年过节，村民们会拎一篮自家地里出的土货送到他家；橘子黄了，杨梅红时，村民们会精心装箱打包，扛到城里，给他的妻子尝尝鲜。
    最近，上游村村民看着满山遍野的杨梅林，感受着如今的美好日子，对王曰兴的怀念之情愈来愈浓。村民们一致提议，要将杨梅林取名为“曰兴林”，要在杨梅林里树一块“曰兴碑”。村民们说：“王曰兴是真正与我们村民心贴心、为我们村民谋好日子的好干部。他本身就像一块丰碑，永远树在百姓的心中！”
    王曰兴生前曾任临海市农业局副局长达29年之久，一生平凡，为何能让这么多群众久久怀念，成为树在百姓心中的丰碑？

    蹲点农村，40多年里，他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自带铺盖，住在农民家里
    1929年9月，王曰兴出生在临海市白水洋镇上游村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因为没钱读书，十一二岁开始学小铜匠，挑着30多公斤重的铜匠担走街串巷，箍碗、补锅、配钥匙，饱尝饥寒交迫之苦。1944年12月至1947年12月，进入临海籍著名生物学家朱洗博士创办的琳山农校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同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1949年6月，临海刚解放，20岁的他毅然选择革命道路，参加剿匪工作。因剿匪勇敢，工作表现出色，组织上先后输送他到省林业干部学校、华东农业干部学校和华东军政学校浙江分校深造，他因此打下了扎实的专业根底，从此，王曰兴与农业、农村、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4年，王曰兴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他走上了领导岗位，担任当时的临海县农业局副局长，从事农业工作整整43个年头。
    了解王曰兴的人都知道，他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到农村蹲点。
    王曰兴蹲点，不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而是自带铺盖，长期坚持住在农户家，沉到农村去。情况摸得透底，了如指掌；与农民兄弟打成一片，成为知交朋友。
    临海的地理特征是七山一水两分田。在上世纪50年代末，经过蹲点调查摸底，王曰兴在全县率先提出了大规模平整土地的大胆思路。他带领干部职工和农村广大社员，开始对东门外东大河岗一带的200亩土地进行平整，揭开了临海平整土地的序幕，也开创了大面积平整土地的先河。
    如今的椒江区章安街道建设村，过去叫临海县章安公社墩头村，因土地高低不平，坟墩多、棉地多、河沟多而得名。
    1964年，王曰兴在七访建设村后，又一次挑着铺盖，在那里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蹲点。临走前，他对组织说，建设村土地利用率低，良田少，我一定要带领村民将土地平整好，否则，我这个副局长不当了。
    在建设村，王曰兴住在村支书王明荣家，与他睡同一张床，吃同一锅饭，成了一对好朋友。社会形势、村级生产、街坊邻里、家长里短，无话不谈。王明荣对记者说，他与老王的友谊保持了将近40年，他去世前一两年还经常来我家坐坐。
    平整土地一般选择在冬天农闲时节。王曰兴每天比村民起得早，身系围裙，赤脚上阵，切泥块、挑污泥，身先士卒。
    看到局长如此卖力干活，一点“官架”都没有，村里的干部社员劲头十足。两个冬季下来，建设村平整棉地671亩，平整河沟、坟墩100多亩，扩大耕地面积40亩，新增良田90亩。同时，村民们还对山后面的100亩低产田进行改造，提高了土壤肥力和灌溉能力，全村农田基本达到高低一致，面积大小一样，田成方，渠相连，排灌自如。原来每亩收入只有150公斤的低产田，也提高到了每亩400公斤，成了响当当的高产田，为全县低产田改良树起了样板，引来了大批参观者。
    接下来，王曰兴平整土地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章安公社6800亩农田、2300亩棉地迅速得到平整。
    沿江镇桩头村的许心川、许加利等村干部在回忆王曰兴时说，他呀，蹲点期间，带领村民平整土地，填废塘、筑梯田、搬运泥土，样样走在前。因为长年累月挑重担，他肩上的衣服都磨破了。大家看着心疼，多次劝他不用挑重担，站在边上指挥就行了。没想到他反而将我们批评了一通，说，当干部光动嘴不动手怎么行，如果这样的话，今后我说话群众怎么能服！
    干部带头就是最好的榜样。大家干劲冲天，没有一句怨言。修筑梯田、挖河掏泥、劈山开渠、排灌配套，为农业丰收增产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年，全村粮食平均亩产达650公斤，比上一年每亩增加120公斤。1978年，桩头村被台州地委授予“粮食生产攀高峰”先进单位。
    在40多年的工作中，王曰兴每年有三分之二时间在农村蹲点调研。这对于一个农业局领导来说，是十分不容易的。
    采访中，记者翻到了一份王曰兴写于1988年的工作总结。在关于蹲点这一节中，王曰兴写道：
    长期坚持蹲点的好处是，一可向基层群众学习，深入调查研究；二可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三可把面上的问题带到点上去研究、试验、实践，再将点上的经验综合起来指导面上工作；四可培养、锻炼人才，使专业人才眼界更开阔，业务更全面；五可避免、减少瞎指挥，使工作作风更踏实。
    这些见解、体会，是王曰兴长期蹲点的心血结晶。实践证明，王曰兴在蹲点中的确获得了这五大“好处”，也以此来指导工作。
    王曰兴的家乡上游村，背靠大山。过去，村前还有3条溪，溪上分别有3座用3根松树架设的木桥。村里经常大旱，庄稼干枯。一遇大雨，洪水泛滥，良田受淹，颗粒无收，且每年都有人从桥上落水，被湍急的溪流夺去性命。
    至今，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仍记得那首在村中流传了几百年的古老民谣：前面溪滩，后面荒山，三天无雨地裂缝，一日大雨白洋洋，有囡不嫁上游汉。
    上游村的穷根之一就是溪滩没治理、低洼多、土地贫瘠和交通不便。这让王曰兴寝食不安，下决心要改变家乡的穷山恶水，铲除穷根。
    1974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王曰兴对那场运动不感兴趣。他来到上游村蹲点，对村民们说，你们要安心生产，把上游村发展好才是最重要的大事。
    老王的话，村民们一直乐意听。他们按照老王提出“致富先治溪”的思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治溪、造田、筑桥大会战。
    村民们太穷了，连一辆手拉车也买不起。他们凭着两只肩膀一双手，两只畚箕一根扁担，挖石子、筑溪岗、填荒浜、平土地，早出晚归，硬是把村前3条像“狂龙”一样的山溪改造成一条平直的溪流，还筑了一条千米长的防洪溪坝，平整出土地600余亩，粮田400多亩。这之后，上游村几乎很少遭受旱涝之灾。
    治溪时，身为副局长的王曰兴头顶烈日，高卷衣袖裤腿，与村民们一起荷锄挖砂，挑担运泥。满头大汗，用披在肩上的毛巾擦一擦；累了，他带头高呼劳动号子，为村民们加油。
    今年75岁的村民李义金说，王曰兴的眼光就是不一样，看得远。治溪时，他要求我们将每块田改造成长60米宽40米，路成行、沟成渠的标准农田。站在田头，李义金指着一丘丘良田兴奋地对记者说：“这些田块都是当年改造的，以后基本上没有再整过。你看，30多年过去了，还一点都不落后，与现在的现代化标准农田没有两样。”
    治溪造田后，建桥摆上了上游村的议事日程。根据王曰兴的规划，要将原来的木桥拆掉，改建成长60米、宽3.5米的钢筋混凝土桥梁，总造价为1.2万元。
  上游村底子薄，集体经济积累没有，1.2万元对该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加上那时买钢筋水泥要指标，凭券，建桥困难很大。
    但王曰兴有办法。他骑着自行车，“厚着脸皮”到各部门、单位讨指标，甚至直接要钢筋水泥。临海市交通局一位退休老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感慨良多。他说，那天，雨下得很大，王曰兴骑着自行车跑到我们局里，全身衣服湿透。他没有落坐，而是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我们单位的领导说，上游村木桥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且十分危险，年年有人落水送命。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共产党人不能不管，请你无论如何帮助解决一点建筑材料。我们领导见老王口气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就给了他一批价值1900元的钢筋。
    不久，王曰兴向七八家单位“凑齐”了水泥。
    钢筋、水泥有了，村民们建桥的热情高涨。义务出工出力，挑灯夜战，只用了半年左右，就建起了上游村有史以来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
    致富农民，他说自己是党员，是干部，就要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 
    上游村人对王曰兴始终有着感恩戴德之心。老支书王曰能告诉记者，我们村之所以能由穷变富，全靠王曰兴“逼”着我们种杨梅。而临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钟正德则说，“王曰兴是临海市农业战线上的大功臣，也是临海市大面积引种东魁杨梅第一人。”
    上游村一无集体经济，二无工矿企业，有的是大片大片山地。1970年，村民宋万钗家五六个人，人均每天收入不到两角钱，一年辛苦下来，全家只分得50斤小麦、150斤谷。王曰兴来到他家，看到全家人土豆蘸着粗盐当饭吃，心里一阵发酸，暗下决心，一定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这之后，王曰兴提出了“在山靠山，发展水果”的思路：溪后面种橘树，山上种东魁杨梅。
    但是，多年的传统种植习惯使得一些村民脑筋一下子很难转过弯来：山地不种豆麦、番薯、米玉、小麦，我们吃什么？
    对此，他的老伴孙美珍心里也有疙瘩。采访中，孙美珍老人对记者说，我和老王恩爱一生，从未跟他顶过嘴，甚至连说一句重话都没有。但为了上游村种杨梅的事，我和他嘀咕了两次：“临海没有大面积种杨梅成功的先例，这样做风险太大。再则，你是副局长，村里的事又不需要你直接管，如果失败了，你怎么有脸去见乡亲们？”
    一听这话，王曰兴生气了，正色道：“我是党员，又是农业干部，我不能过多地考虑自己，我要多为农民致富着想，急他们所急。”过了片刻，他反过来安慰老伴：“我的水果种植技术你又不是不知道的，你就相信我吧。”
    王曰兴家在城里，距上游村30多公里。为了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并制定出水果种植规划，他三天两头骑着自行车来到村里。
    村民冯仁东家住村头，常常看见王曰兴从自家门前经过。夏天，穿一件短袖汗衫，头戴一顶破草帽。有时连草帽也不戴，头顶烈日，湿透的衣裳能拧出水来。冬天，穿一件打着补丁的中山装。遇到乡亲们，总要停住脚，拉几句家常。在动员村民种水果的那段日子里，他几乎走遍了上游村的每户家庭。
    在老党员宋汝青家的床沿旁，王曰兴跟他算了一笔账：在坡地上种粮食作物，每亩最多收入500元，而改种水果特别是东魁杨梅后，每亩纯收入至少上千元。
    宋汝青觉得他的账算得在理，打消了疑虑，还帮老王做村民的思想工作。
    在王曰兴的牵头、组织下，上游村先后召开8次村两委、村民代表和村民大会。在宋万钗家门前空地上召开的村民大会，让老宋至今记忆犹新。
    那次会议从晚上7点多开始。起先参加会议的村民只有几百人，后来，参加会议的人越来越多，竟达上千人。王曰兴讲话从来不用讲稿，但事实摆得清，道理讲得透，生动、实在、中听。整个会场一片肃静，直到晚上11点多才散会。
    王曰兴还一次又一次走进村广播室，向全村讲种杨梅、种橘的好处。他在广播里反复讲的几句话，直到现在村民们还记得清清楚楚：大家不要只盯着山上的茅柴，田里的蕃薯、小麦，要转变脑筋种杨梅。只要大家心齐劲足，用科学的方法种杨梅，一定能将茅柴山变成杨梅山，变成黄金山，变成万宝山，村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村民们的思想是通了，但又一个问题摆在了王曰兴面前：户户村民穷得叮当响，没钱买苗木。听说，宋万钗20元的苗木钱还要向别人借贷，每月利息高达3分。
    王曰兴从来就不怕困难。为了让村民早日种上杨梅、橘树，脱贫致富，他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去说情、要钱，历时76天，终于，为村里筹集到了3万多元资金。接着，他制订方案，每株3元的杨梅苗全部由村里负担，每株0.3元的橘苗由村里负担0.2元，村民自己负担0.1元。
    从那以后，全村人的思想真正统一了，种杨梅、种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当年，每个家庭都种上了杨梅树和橘树，使得全村杨梅树和橘树的数量一下子分别达到了2万株和11万株，而且长势都很好。
    临海县委及时发出简报，专门介绍上游村杨梅种植经验，吸引了大批农民到上游村参观学习。从此，东魁杨梅在白水洋及临海各地山区得到迅速推广。到现在，临海东魁杨梅种植面积已达20多万亩，仅上游村种植面积就超过2000亩，年产值近16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8000元，比临海全市农民人均收入还高出2000多元。
    王曰兴的心血终于换来了村民的富裕日子。村民宋文武说：“以前我家住的是破旧小木屋，现在靠20株杨梅，年收入就有6万元，小木屋也变成了两间四层楼房。”宋汝青老人说：“我种有杨梅17株，年收入3万多元，杨梅成了我的‘养老树’。而村妇女主任罗苏娥家的杨梅树更是“争气”，年年丰产。其中一棵杨梅树总是挂果累累，去年，仅在这棵树上采摘的杨梅就超过200多公斤，净收入达8000余元，成了名副其实的“摇钱树”。
    5月，正是杨梅挂果时节。站在上游村的一块高地上，极目望去，对面蜈蚣钳山杨梅林茫茫一片，橘树连绵，南风起处，果枝摇曳，沙沙作响，十分壮观。老支书王曰能动情地说，曰兴就像诸葛亮，如今我们这里真的成了黄金山、万宝山。
    老支书还说，如今的上游村有了新民谣：前面柑橘密麻麻，后面杨梅绿油油，家家户户争致富，有囡都想嫁上游，感谢党的好干部，全靠曰兴引富路。
    罗苏娥接口道，这几年，村里富了，文娱活动也多了。但每次活动前，村民们总要想起王曰兴，总要将这首新民谣唱上一遍。
    献身农业，他为临海农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曰兴问题想得透，眼光看得远。这是王曰兴生前共事过的人对他的一致评价。
    “农业工作千头万绪，王曰兴忙而不乱，而且每件工作不干则已，一干总能出成果，他为临海市农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位分管过农业工作的临海市领导说。
    王曰兴常说，“民以食为天”。什么事比天还大？作为分管农业生产技术的副局长，王曰兴深谙要夺取农业丰收，必须靠科技，科技靠推广，推广靠体系。为此，他在农村建立示范点，竭力推广应用农业技术成果，为临海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生产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成为带领农民科学种田的领头雁。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主持临海全县农技推广工作期间，在全台州率先大胆提出“四改”：旱地改为水田，单季稻改为双季稻，间作稻改为连作稻，高杆稻改为矮脚稻。由于实施良种和耕作方式改变，1956年，临海许多地方粮食获得大丰收，其中下汇头村的早稻每亩增产85公斤，晚稻每亩增产70多公斤，成了全省高产示范田，“四改”也成了当地粮食增产的突破口。
    与此同时，王曰兴积极开展以良种推广为中心的科学实验活动。他自己带头并要求农技干部种好“三块田”：试验田、高产田、增产措施对比示范田，亲自制定试验方案，做出示范田，召开田头现场会，向各村大面积推广矮脚南特号与广陆矮四号等当家品种，使全县良种推广面积达30多万亩，早稻平均亩产增加70多公斤，总产量增加2100万公斤。
    王曰兴敢为人先，勇于实践，始终把粮食增收放在心坎上。
    为改水稻常规品种为杂交品种，他将省外引进的籼型杂交晚稻南优2号、汕优6号进行试种。
    当时杂交种子紧张，加上水田育秧容易发生烂秧，成秧率低，损失大，经常造成秧苗不足。
    显然，传统的水田育秧有着很大弊病。为此，他指导村民改水田育秧为旱田育秧，改露天育秧为尼龙薄膜全覆盖育秧，既不误播种期，又提高了成种率。
    为使示范田做得有模有样，王曰兴经常围着田头转，拿着一根竹尺量水稻的行距，数每丛的根数，定合理密植。
    杜桥镇良种村老书记李吕海回忆道：1964年7月的一天中午，烈日当空，天气炎热，田水晒得发烫。我跟着王曰兴到田头查看秧苗发育情况，走着走着，王曰兴在田头呕吐起来，脸色发白，差点昏迷过去，原来他中暑了，我一下子慌了手脚。
    “县里的局长都不怕苦，村民们哪里会有半句怨言。”李吕海动情地说。
    由于王曰兴自己带头，旱育秧等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得到了有效推广。王吕海所在的生产队被评为台州地区先进生产大队，李吕海本人则披红戴花，得到了一头耕牛的奖励。
    因为工作需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组织上让王曰兴主持畜牧业生产工作。“这是临海畜牧业发展最快时期，也是王曰兴一生中贡献最大的时期之一。”市农业局的老干部们这样评价他。
    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临海畜牧业急剧下降，母猪奇缺，仔猪昂贵，农民养猪无利可图，猪肉供应紧张。
    王曰兴分管畜牧业后，决心首先恢复生猪生产。他知道，发展养猪业必须先抓母猪发展。于是，他提出“大办百猪场，先要养猪娘。”
    程金清是一个毕业于浙农大畜牧兽医系的年轻女干部。1976年夏，她背着行囊，跟着王曰兴来到桩头村，开始了长达一年的蹲点养猪。
    “老王虽然是个当了20多年的局领导，但养猪技术却比我这个专业技术人员还要强，”程金清对记者说。
    当时，村民们普遍用传统方法饲养，每天喂米糠、大麦等熟食。他们以为，只要舍得粮食，猪就养得大。
    为了让农民们的老脑筋转过弯来，王曰兴和程金清一起，开始对发酵饲料、配合饲料与常规饲料喂养生猪进行对比试验。
    一段时间后，结果出来了：常规饲料喂养生猪，日平均增长0.3公斤，料肉比4.8∶1，养猪无利可图；用发酵饲料，配合饲料定点、定时、定量喂养，既节省了烧熟食的柴火，又促进了猪的生长速度，日平均增重0.7公斤，料肉比2.5∶1，每头猪创利100多元。
    显然，改变传统饲养方法，不仅缩短了猪的喂养周期，也大大提高了养猪效益。
    在对比结果面前，各养猪户心服口服，主动学习科学喂养技术，养猪积极性显著提高，以水葫芦、绿萍、紫云英为主的发酵饲料也得到了推广。到1979年，全县像桩头村这样的养猪场发展到32个，母猪发展到2.4万头，生猪年终存栏32万头，饲养量达52万头，养猪户获益可观。
    跟王曰兴蹲点，程金清感觉每天都有收获。她告诉记者：“老王农村工作经验丰富。他常对我说，做农村工作要善于调查，善于抓典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手中有典型，说起话来有底气，办起事来踏实。”
    在抓典型方面，王曰兴的确有一套办法，摸得透，抓得准。
    上世纪70年代，我国农村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养两只奶山羊，等于种一亩田。
    可见，养奶山羊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王曰兴也觉得养奶山羊不失为农民致富的一条好路子。他决定“北羊南繁”，在东塍等地建立奶山羊基地，树立典型，再用典型引路，全面发展临海奶山羊。
    但是，奶山羊大多在北方饲养，作为南方的临海很少有人懂得奶山羊的饲养技术，就是王曰兴本人也不是很内行。“北羊能服南方水土吗？”不少人担忧。
    打定主意后，王曰兴先是请畜牧专家、教授指导，后又专程到西安农业大学、山东崂山等地学习考察。回来后，王曰兴心里有底了。他全面组织力量，在东塍等地建起了3个饲养规模上千头的杂交改良奶山羊基地。
    根据“北羊”爱清洁、干燥、凉爽的特性，他带领畜牧技术人员到饲养基地，定期指导疫病防治、选种、配种、饲料配制等技术，帮助农户建“羊床”，还创造性地在挤奶期给羊戴上“奶罩”，使“北羊”在本地立了足，并得到迅速发展。
    经过3年努力，到1979年，全县奶山羊存栏达到13.7万头，平均每头产奶427公斤，乳品加工出现了产销两旺的繁荣景象，社员收入明显提高。上沙村邵绍华养的一头奶羊，年产奶量竟达到1512.16公斤，收入2400多元。
    据粗略统计，像邵绍华这样的养羊户，当时全临海有1000多户。
    为此，王曰兴撰写了一篇题为《发展奶山羊大有可为》的文章，发表在1979年3月的全国性权威专业刊物上。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北羊南繁”的做法引起了国家农牧部、商业部、轻工业部的高度重视。两个月后，“三部”联合决定，在临海召开全国发展奶山羊基地工作会议。通过经验交流，实地参观与考察，临海奶山羊基地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肯定。
    那次会后，长期形成的“北羊南繁”局面有了改观，临海还甚至向外地提供种羊7000多头，出现了“南羊北繁”的喜人状况。
    在40多年的工作中，王曰兴几乎把全部心血献给了他热爱的“三农”事业，干每件事都能出成果，每年都有建树。
    ——凡他亲手搞的农业示范点：建设、杜桥、桩头、上游、农科所等，都相继成为省、地农业先进单位；
    ——他创造的植保队伍建设经验，在全国介绍推广，并吸引了10个省、60多个县的两万多名干部群众前来参观取经；
    ——他主持开发、推广的《水稻增产七大技术》、《油菜大面积丰产经验》、《杨梅高产要略》、《橘地空间种肥法》、《奶山羊基地县建设》、《母猪边阉割防疫注射》、《畜牧资源的良性发展》、《家禽业发展的优良选种》等研究成果，均获得省政府科技进步大奖；
    ——他蹲点扶持过的农村，都成为致富的典型……
    干部为民办实事，百姓怀念一辈子
    采访中，记者接触过王曰兴结交的农民、朋友包括同事、亲属不下上百人，每提起他的工作、处事、为人，总是有口皆碑。
    临海市农业局老党员蔡泽多说：“老王下乡蹲点、调研，每到一地，总是先到田头走几圈，观察庄稼长势；农户家里坐一坐，听听群众反映。充分了解情况后，马上召开会议，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要求。他与农民的感情特别深厚，夏天征粮时，经常为挑担送粮的农民递毛巾、端茶水，甚至还给他们打扇。”
    今年85岁的杜桥镇良种村老干部李吕海一讲起王曰兴就倍感亲切。他说，王曰兴平时与农民一模一样，脸晒得黝黑，手掌心全是老蚕，说话嗓门老高，经常与农民们勾肩搭背。到了农民家里就像到自己家一样随便，自己倒水喝，自己盛饭吃，不像一个局长的样子。但他有一点与普通农民不一样，那就是每到一个地方，除了干活，他手里总是拎着一个帆布公文包，包里装着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就立即记在本子上。
    王曰兴有一张慈祥的面孔，也很少批评人，但许多人就是怕他，原因是他对工作要求很严。
    对那些大事做不好、小事不肯做者，他扳起的脸孔会让人感到害怕。要是遇到不负责任或打退堂鼓的人，不管是谁，他都不留情面，会用严厉的口吻批评。
    有一年，桃渚镇一位畜牧干部因为工作疏漏，上报的报表里数字有出入。王曰兴知道后，放下手中的饭碗，骑着自行车连夜上路。待他赶到桃渚时，差不多已是晚上12点了。他将那名畜牧干部从被窝里揪了出来，批评的声音高得就像打雷般吓人。
    王曰兴还常说，谁要想在他的手下得到重用，必须多做工作、做好工作。
    他说话是算数的。跟他多年的程金清因为工作认真、踏实，干出了不少成绩，果然得到他的重用。
    “老王怎么重用你？”记者问。
    “能够放心地将他认为重要的工作交给我独立去做，这就是所谓的重用。”程金清说，“不过话得说回来，好多人还‘享受’不到这一待遇呢。”
    王曰兴心里关注着农业，深爱着农村，牵挂着农民。
    1954年，王曰兴结婚了。洞房夜，他没有给新婚妻子孙美珍送什么礼物，而是握着她的手，说了几句掏心窝的话：“我是农民出身，深知农民的困苦；我也是靠党培养起来的干部，只有实实在在为农民干事，才能对得起农民兄弟的养育之恩，对得起党组织的重托。以后，我如果因为在农村时间太长，为农民的事操劳得太多，顾不上家里，请你千万要谅解。”
    孙美珍13岁开始当童工，也是苦出身，她怎么会不理解丈夫的心思呢。但她完全没有料到的是，丈夫每年竟用三分之二的时间下乡蹲点调研，操劳农业、农村竟胜过家里，关心农民竟胜过关心家人。
    孙美珍为王曰兴生了5个宝贝女儿。那时，她家没有电话，王曰兴每次下乡蹲点时，就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大女儿丽华两岁时，突然发病，不久，脸和手指发黑，神志昏迷，失去知觉，吓得孙美珍手足无措，失声大哭。跟丈夫联系，却又不知道他在哪里。不得已，只好病急乱投医，送到郎中那里抢救，才拣回一条性命。
    也是丽华。5岁那年得了急病，凶险异常，孙美珍却无法与丈夫联系上，急得抓耳挠腮。没办法，只得在邻居的陪同下，深夜赶到医院挂急诊。
    还有一次，二女儿丽明的脸上生了一个大脓疮，整个脸部肿胀，高烧持续不退，随时有可能危及生命。孙美珍让人带口信给王曰兴。不料，王曰兴捎回的口信是：村里工作正在节骨眼上，脱不开身。
    王曰兴上有两个老人，下有5个女儿，加上夫妻俩，全家共有9张口吃饭，家境十分贫困。但他却时常捐钱捐物。上游村筑路，他捐了1580元；造桥，又捐了1000元。至于下乡蹲点时，发现村民实在困难，硬塞给人家2元、5 元更是常有的事。
    只要王曰兴不在下面蹲点，每个星期总有一至两批乡下的农民到他家“造访”，或找他办事，或向他请教农事，或送亲戚到医院看病后在他家歇脚。
    见来了农民朋友，不管是熟悉或不熟悉的，王曰兴总将他们当兄弟姐妹看待，让坐、端茶、盛饭忙得不亦乐乎。
    有时候，王曰兴家正在吃饭，一帮农民来了。于是，妻子包括女儿们都会习惯地自觉离开饭桌，让农民们先吃。等他们吃好后，如果还有剩菜剩饭，就吃几口，没有了，只能饿肚子。
    村民李义金与王曰兴以兄弟相称，关系非同寻常。因为他比王曰兴小4岁，王曰兴一直称他为弟弟。李义金掰着指头对记者说，当年，他因为村里的事进城，到曰兴家吃过饭的次数不下五六十次。每次到曰兴家，曰兴总觉得他饭量大，怕他吃不饱，总是拿出那口最大的碗给他盛饭。
    那时候，买粮食要用粮票。王曰兴家每人每月的定粮不到30斤。
    这么多村民隔三差五到家里吃饭，王曰兴家的粮票月月不够。怎么办？他让妻子买来蕃薯、玉米、马铃薯等代替主粮。
    为了减少伙食开支，王曰兴买了一口大缸。每年清明前后，买300多斤菜腌起来吃。三女儿丽雅回忆道，因为家里穷，父亲不得不节省。孩提时，除了过年，我们几个姐妹没有吃过鱼和肉。天天吃咸菜，看着人家吃好一点的东西，我们就直流口水。至于夏天买根冰棍解馋，简直就是奢望。可谁又能想到，这就是一个长期担任副局长的家庭生活真实写照。
    王曰兴乐于帮人，特别是那些农民兄弟，只要有事找他帮忙，他总是不遗余力，尽心尽责去办。
    村民王学军想学门手艺，找王曰兴商量。老王建议他学开汽车搞个体运输。王学军觉得在理，采纳了。但他却不知道到哪里报名，手续怎么办。王曰兴二话不说，推起自行车，让王学军坐在书包架上，搭着他去教练家打听。
    看着老王骑得满头大汗，王学军有些过意不去。没想到老王却转过头来幽默地说：“没搭过局长的自行车吧，告诉你，我可是有过多次这样的先例了。”
    村民们都是善良的。受过王曰兴的帮助，总不会忘记，总想送些礼给老王，以表达心意。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王曰兴的嗓门又大了，非得将送礼的人批到觉得很尴尬为止。临走，还常常买些礼品倒送给他们。
    家里人起先不理解，说，你不收礼就行了，为什么要将别人批得这么凶？对此，王曰兴是这样解释的：村民比我们更困难，我如果不批得凶，谁能保证他们下次不会再送礼。
    王曰兴讲原则，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求必应。
    在那个物资严重短缺的年代，身为有职有权的农业局领导，登门相求的人不断。但是，只要上违背党纪国法，下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不管你是甜言蜜语，还是金钱利诱，王曰兴就是雷打不动，事情不帮，礼物不收。因此，他也得罪过一些人。但这些人虽然被得罪了，心底里却非常佩服他的人格魅力。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们多次上门探望；他去世后，他们更是以泪相送，让人感到震撼。
    1989年10月，王曰兴离休了。但在家没呆上几天，他就闲不住了，跑到临海市扶贫办，主动要求工作。他情真意切地对扶贫办领导说，全市需要扶贫的对象我比较了解，就让我在你们这里跑跑腿吧，我不要一分报酬。当时扶贫办正缺人手，就答应了。
    在扶贫办，老王虽然是个编外人员，但他比正式员工更卖力，整日跑东跑西，忙得有滋有味。3年后，扶贫办同志担心“不服老”的王曰兴累坏了身子，就婉言而又坚决地将他辞退了。
    重新“失业”的王曰兴，觉得自己身子骨还硬朗，腿脚还利索，还有能力为“三农”出点力。于是，在年近古稀的时候，他又下乡了，全市农村到处跑，用了两三年时间，搞调查研究，于1997年11月写成了一份长达18张信笺的《关于加快开发山区经济的几点建议》。《建议》全面阐述了临海市山区经济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前景及对策，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农业工作者情系“三农”、鞠躬尽瘁的拳拳之心。
    王曰兴写好《建议》后，跑到临海市委，将它交给当时的临海市委书记胡宣义。胡宣义看了十分激动，握着他的手说：“你始终不忘农业干部的本色，人退岗了，心未退岗。”
    王曰兴离休前忙，离休后也忙。在女儿们的记忆里，父亲从未带她们出去玩过，也没陪母亲逛过街。三女儿王丽雅说，虽然如此，父亲大爱如山，在他的内心深处，对母亲和我们几个姐妹有着血浓于水的爱。
    王曰兴知道自己顾及家里太少，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每次蹲点回家，他就抢着到托儿所接女儿，到水井打水，扫地。离休后，只要在家里，他几乎包下了洗衣、拖地板、买菜、做饭、洗碗等所有家务事。
    2002年10月，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73岁高龄的王曰兴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他用颤抖的手饱含深情地写下了《回忆录》。
    他说：“……我是一个领导，如果平常不走在同志们前面，怎么能领导别人，怎么能搞好工作，怎么能树立群众威信？”
    他接下来写道：“舍了小家，顾了大家，我的心中有欣慰也有愧疚，愧对家里的老人，愧对老伴，愧对孩子……”
    2003年10月18日凌晨4时，王曰兴走了。
    这位40多年如一日，从未离开过农业战线，业务精通，作风踏实，在农作物改制、土壤改良，新技术、新品种、新化肥、新农药试验与应用，农技干部队伍和农技网络建设等许多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取得重大成就，在农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三农”工作者，就这样离开了他深爱着的这块热土。
    噩耗传遍临海的山山水水。许多群众失失声痛哭，泪如雨下。他们从山岙辗转赶到城里，从田头步行来到殡仪馆，只为了看上王曰兴最后一面，只为了送他最后一程。
    干部为民办实事，百姓怀念一辈子。至今，王曰兴去世已经4年了。但人们始终记着他，怀念着他。
    他的女儿们说，他既是父亲，又是老师，他以自己的行动影响着我们，让我们懂得怎样工作、怎样做人。
    他的同事们说，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一辈子敬业奉献，是新时期党的好干部。
    而更多的农民群众说，他与农民有感情、心贴心，一心一意为农业、农村、农民谋发展，是树在百姓心中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