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台州市椒江区下陈街道当角桥村的调研
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周 澍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中村”成为城市中的特殊景观。 “城中村”的土地大部分被征用，村民不再从事农业耕作，但又没有参与新的城市经济分工，仍然以土地及土地附着物为主要经济来源。“城中村”人口密度大，外来人员相对集中，有些村的外来人员远远超过本地村民，从而使本地村民成了“少数民族”。随着“城中村”成为研究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新课题，“城中村”这一特殊的人口和社会构成，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的关注。本文试以台州市椒江区下陈街道当角桥村为例，围绕和合文化这一主题，探讨政治、经济、文化和谐发展的城中村新社区建设背景下，本地人与外来人口聚居村落和合文化构建的现实基础，面临的挑战，途径和对策，并寻求该案例的普遍意义，以期推进新农村的和谐文化建设。
一、“城中村”和合文化构建的现实基础
1、和合文化构建的经济基础。当角桥村是椒江区下陈街道沙北片8个村中第一个被台州市经济开发区指令性征地，并率先完成整村改造的村庄。改造后凭借所处台州市经济开发区优越的地理位置、相对完善的城市发展功能和大批涌入的外来从业人员,创造了可观的村级集体经济，近三年以每年近百万元的速度递增（05年村级集体经济为94万元、06年为200万元、07年预期达到300万元）。该村在未征地之前，村级集体经济每年只有3-5万元，并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纵观周边村落，如后徐、巨东、倪里张等村，虽同时被开发区征地，但因未完成整村改造，不具备资源环境等竞争优势，村级集体经济还处于基础薄弱、增长缓慢的发展阶段，更无法与先行一步的当角桥村相提并论。此外，当角桥村在整村改造中优先考虑村民社会保障问题，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为当角村的和合文化构建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2、和合文化构建的认同与需求基础。主城区的文化性格。椒江背山面海，具有海纳百川的“海洋文化”特质，它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从一个滨海小镇发展成为台州市的主城区，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融合外来优秀文化的过程。在2007年召开“两会”时，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包括来椒江务工的，所有为椒江建设作出贡献的外来人员统称为“新椒江人”。“2006年感动台州”年度人物郑玉莹、余妹兰就是“新椒江人”的杰出代表。这些理念和举措都充分体现了党委、政府和群众对“新椒江人”的文化认同。这一现象具体到当角桥村，就是对“新当角桥人”的文化认同。同是农民的身份认同。当角桥村的村民虽然因整村改造而“洗脚离田”，却未彻底“换脑进城”，他们的身份、地位、生活习惯并未发生急剧、根本的改变。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与外来务工人员一样属于本质上的农民，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较小、可融合度较高。文化渴求的趋同。共同的文化需求是推动“城中村”和合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外来务工人员需要参与本土化的文化生活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融入新的城市社区，而当地村民在解决了温饱的基本生活需求后，自然滋生了对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的诉求，这是推动文化融合的内在动因。
3、和合文化构建的政治社会基础。在实施整村改造过程中，“村两委”有效发挥集体领导、科学决策的作用，使广大村民在推进整村改造、实施养老保险等方面享受到先行一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提高了“村两委”在村务管理中的权威性和公认度。针对广大村民普遍关注的社会治安、外来人口管理问题，当角桥村成立了综合治理领导小组，配备护村队，实施外来人员信息电子化管理和分片负责制度，确保了社会稳定，该村连续五年被评为区治安保卫先进单位，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
二、“城中村”和合文化构建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前景上存在不确定性
1、村集体经济存在某种不确定性。2006年当角村桥集体经济总收入200多万元，主要来自村办的菜市场、小商品市场和沿街道商铺的租金收入，除此之外，没有形成支撑村级集体经济的其它来源，并且即使是现有的经济支撑，也还存在着不稳定性。首先是菜市场和小商品市场，由于不具备信息差异、距离差异和品牌差异等竞争优势，随时可能被邻近新建的市场挤压，甚至取代，客观上形成该村集体经济的不稳定。其次是创办的民工子弟学校（求真小学），虽能为村集体经济创造直接经济收入，也因吸引外来人口在该村“长久”居住而产生间接经济效益，但学校目前存在着合法性尚未确认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经过教育等相关部门的审批，学校教学楼的建筑质量、师生食堂的卫生安全，以及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等还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鉴定许可与核查验收。
2、村民个体经济也存在创业冲劲消褪和某种“先天不足”。当角桥村村民的土地已经全部被征用，经济收入大部分来自房租。以创办企业和外出务工增加经济收入的本村人所占比例很少。甚至一小部分在外经商的村民也因为家里有房租的“固定收入”而放弃亲历亲为去经商打拼，只是打折赚一点投资收入，没有把生意做大的激情和雄心。大部分村民在就业上因“高不成、低不就”而赋闲在家，觉得反正体面的工作找不到，日子也还过得去。个体经济收入渠道单一。表面上看，“城中村”的村民完成了从一产向二产、三产的转变，但事实上，当角桥村并没有自身的第二产业，三产也处于产业链条最低端。此外，房租收入的直接来源是外来务工人员，而外来民工的收入和就业又取决于周边中小企业的发展经营情况，中小企业的兴衰和外来人口的流动性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村民个体经济状况。
(二)和合文化构建的政治主导力有待加强
1、党员发展滞后使党支部核心作用发挥受到影响。
当角桥村党支部党员结构严重老化，发展速度缓慢，18名党员平均年龄为56岁，6年内没有发展一名新党员，虽然党支部书记能力强威信高，支部的整体作用发挥仍然受到一定影响。究其原因，一是家族色彩的“人情社会”使党员发展在“民主”的基础上很难集中，很难出现认同高度一致的入党积极分子。即使有，投票表决时也难以出现预期的结果。二是部分干部对发展党员思想不够解放，在没有想出更科学合理的办法和程序时，采取能拖则拖的办法，这难免挫伤了部分优秀青年的入党积极性。也透露出新党员发展多了，自己的位置有可能保不住的深层次隐忧。三是部分农村干部认为，发展党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村干部给村里办事。不能留在村里办事或回报村建设和发展的村民，即使入了党，也难以发挥作用。因而没有很积极地从在外务工、经商、办企业的部分村民群体中去发展党员。
2、村干部虽然为当下的发展孜孜以求，但缺乏远虑和忧患意识
调研中我们发现，“村两委”对民工子弟学校等能直接增加村级集体经济的项目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非常关切，而对如何鼓励倡导一种充满激情的意识革命，创业文化，以及寻找集体经济新的增长点缺乏规划和思路，对规避村级集体经济市场风险等深层次的问题也办法不多。当然他们创造历史，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有些事暂时没有条件去“奢侈”地担忧，只能先做好当下的事。另外干部中想通过收取租金“一劳永逸”地获得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思想还很有市场。
(三)文化上存在潜在的不和谐
1、文化基础设施薄弱。当角桥村缺乏与其经济条件相称的文化基础设施，文艺文化活动平台和健身等基础设施薄弱。社区内没有健身路径，组织开展送戏下乡活动时，也须临时搭台才能演出；村里有崭新的办公楼和挂牌图书室，但图书室内却没有一本藏书；这些与村民们的精神文化需要，存在着极大的落差。
2、文化活动贫乏。当角桥村的文化活动比较单一。大部分本地村民的主要文化活动局限于打麻将、玩扑克，村部底楼的活动中心布有党员电化教育的基本设施，也基本向全村开放式使用，但村民们习惯在棋牌房消磨时间。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有时间就看看电视，社区里有这样的“四不青年”：即早上不吃饭、白天不干活、平时不学习、晚上不睡觉。推究文化生活单调的原因。首先是缺乏一支充满活力的文化队伍，去组织和带动村民；其次是无论街道还是村集体，都缺少对文化活动的必要投入。
3、本地村民与外来人员离真正融合仍相距甚远。尽管双方在经济上互利互惠，但并未达到本质上的融合。大部分村民的思想未能市民化，说到底，还是农民。并且其相对的优越感使他们不可能从心理上完全接纳这些外来务工者。而这些外来务工者不少来自江西、安徽等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尽管人数上占优势，但相对落后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使他们不可能完全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
三、“城中村”和合文化构建的途径
（一）推进经济形态城市化，为和合文化提供更强劲的物质基础。
1、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壮大集体经济是构建“城中村”和合文化的重要物质基础。无独有偶，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方面，台州市玉环县珠港镇下陡门村与当角村既有类比性，又对当角桥村有实践借鉴意义。下陡门村与当角桥村一样同处城郊结合部的“城中村”，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人口比高达10：1，下陡门村经历了村级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2006年，该村的集体经济收入为402万元。下陡门村迅猛发展的集体经济得益于“三个优势”，一是人才优势，该村的领导班子是由一群企业家组成，用企业管理办法来经营村级集体经济，为该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可持续发展优势，该村地处发展的黄金地段，但该村没有走简单的“卖地致富”老路，而是通过建设标准厂房实现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劳动就业问题；三是“村中村，园中园”的消费支撑。该村通过自建“五洲新民小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获取稳定的房租收入，并在其中开辟超市生活服务消费，既解决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问题，也为集体经济找到了又一稳固的来源。
联系当角桥村的实际，要“应村制宜”求发展，根据地处城市位置的优势及村里的特点，不断调整思路、挖掘潜力。当角桥村当下要着重抓好两个重点：一是创造条件，认真补课，尽快使民工子弟学校合法化。考虑到学校发展对该村的意义，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党政分管领导到现场考察办学的软硬件条件，并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村两委抓紧做好合法化的有关准备工作。同时在未来根据区域校网调整及周边环境变化，适时进行转型，不断提高办学质量。二是要提升菜市场和小商品市场竞争力，规范管理，加大投入，办出特色，避免与周边小区同类市场的恶性竞争。
2、增加村民收入。一是营造就业、创业为荣的氛围，积极引导、逐步改变部分村民依赖“分红”不思进取的“食利者”生活方式，提高其就业能力，变“无业”为“有业”；二是加大技能培训力度，促使“低级工”变成“中高级工”，结合当地村民的思想实际，力求找到体面的、有成就感的职业，鼓励村民参加劳动就业；三是结合村里实际，开辟就业项目和渠道，使部分肯吃苦的村民或外来务工者从“单一工种”到“多种工种”转变。当角桥村可以根据文化需求强烈但文化设施和阵地贫乏的实际，开辟文化经营项目。
3、优化发展环境。城中村外来人口的收入极大地依赖于周边的中小企业，只有这些企业健康持续的发展，可为外来务工者创造就业的诸多机会。因此，政府应千方百计扮演好这一角色。合理布局产业，极力避免无序竞争；不断完善各项政策措施，营造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加大扶持力度，全力培育壮大中小企业；要改进服务方式和态度，提高办事效率，降低企业运行成本。从而使外来务工人员能够“可持续”就业。
（二）推进管理形态城市化，为和合文化奠定组织保障。
城中村大多仍然实行着以村委会为管理组织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但其实际上已不能很充分地适应“城中村”的发展需求。譬如，按照法律规定，村委会无权管理外来者，这会造成“城中村”内数倍于本地村民的外来人口可能游离于管理体系之外；同时，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使村集体的社会事务支出费用迅速上升，而这部分费用最终只能由村集体承担。“城中村”社会管理形态城市化是实现城中村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推进管理形态城市化，就是对“城中村”内的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使其纳入城市统一管理体系。作为城市特殊社区的“城中村”，要极力推动其村委会向社区居委会转变，这是城市基层微观社会重建的必然要求和大势所趋。
当然，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没有必要刻意地进行由村委会向社区居委会的转变，而要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和民主建设。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最基层组织，领导和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支持和保障村委会依法开展自治活动。结合当角桥村实际，要加强村党支部建设和后备干部培养，街道党工委要担负起指导和工作促进的职责，譬如通过鼓励村党支部书记竞选村民委，公开推选优秀入党积极分子等，加强党支部的建设和影响力。同时不断扩大民主，比如采取社区参议员制度、恳谈会制度等，让更多村民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参与决策，使决策更人性化、更科学、更适应村里的发展。
（三）推进人的城市化，为和合文化赢得本质支撑。
和合文化构建，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问题的实质是人的思想和行为融入城市文明。与物质形态城市化、经济形态城市化和社会形态城市化相比，人的城市化具有长期性特点。在本村人和外来人员融合中，如果双方的价值取向不文明、不健康，这种融合很可能就是“同流合污”，而如果以文明健康的文化来融合，让积极向上、先进的思想互相激荡，其结果就会“共同提升”。这种提升主要通过外围和内在的推动力来努力实现。
从外围推动来讲，要加大文化设施建设力度。帮助建设提升文化俱乐部，通过抓覆盖、抓提高和抓投入提升整体水平，并使部分文化俱乐部从原来老年协会的影子中走出来，多开展丰富向上的活动；要充实并用好图书馆，在社区中开辟健身路径等等，让村民活动有去处有场所。同时可利用民营企业家热衷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建设文化活动场所。要广泛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把“送”文化和“种”文化有机连结起来，培育文化的植根性。宣传部、工青妇、文广新等部门要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作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要特别关心未成年人的成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教育引导他们，切实为未成年人办实事，着力提高未成年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使他们从小就形成良好的精神和品德。
从内在推动来讲，本村人要在深层心理上真正消除对外来人员的歧视，而不是停留在浅层次上的接纳；不仅如此，要努力为外来务工人员创造良好生产和生活环境，改变部分外来人员所处的不公平的社会环境。而外来务工人员要改掉不良生活习惯，并不断在劳动就业的历练中提升自身素质，从而共同融入城市文明，在“和”与“合”的文化中，实现人自身的超越，实现城市化。
四、案例的普遍意义
与外来人口聚居村落的和合文化构建，越来越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全省视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原先租住在城市新社区农民家中的外来人口，现在有了自己的聚居点或新社区，如宁波北仑区的银杏社区，以及即将在该区春晓镇建设的第二个外来人口社区。在全国范围，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有很多地方在解决外来人口的谋生和就业外，开始关注其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如西安市，对城市扩张和社会融合问题进行专门的评估和研究，并努力促进和加速融合过程。在促进融合的手段和措施上，地方政府一般注重软硬环境的双重同构。即既注重休闲娱乐等基础设施建设，又注意在管理制度上保证农民工利益,如昆山市。不仅如此，有些地方还及早防范 “外来人口第二代”边缘化，如北京市；并通过政府资金和民间资金的多元投入来促进融合。
本文所选案例只是沧海一粟，并把涉及本主题的相关内容纳入到和合文化这一视觉下加以阐述，但其关怀点和落脚点，却是外来人口这一建设主体的生存发展，是城中村社会和谐问题的探索和求解。